第二，如果有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则究竟赋予人工智能何种法律地位才属恰当。

依据传统认识，有权发动战争的应当是国家元首等政治家群体，而非作为恐怖组织的首领。前者将其定义为：一种有政治目的的暴力;[17]后者提出，为了政治目的使用暴力，即可定性为恐怖活动。

三是意图制造恐怖效果、营造恐怖氛围。长期以来，因为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大分歧，以致联合国提出的恐怖主义定义难以在国际社会达成一致。然而在阿富汗等一些国家，却有不少平民百姓将其视为民族英雄供奉。类似情形，几乎每天都在国际舞台上上演。【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 进入 贾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恐怖主义 。

按照美国法律关于针对非军事目标非战斗人员的定义，那么袭击五角大楼的行为则不应视为恐怖袭击。目的政治性被视为恐怖主义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的重要区别。[1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很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最后一条，都不忘记加上解释权的归属。法律语言的概括性、一般性与具体的案件之间具有天然的缝隙，需要通过解释予以弥补。可以说，在法律运用或法律解释过程中，对法律价值、目的的遗忘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缺失，助长了机械执法和司法的方式的蔓延。要在司法、执法过程中较为全面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必须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2010年5月，王国其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随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以维持原判结束了二审程序。[22]然而，在当前我国的司法、执法活动中，还有一些相关工作人员没有正确理解尊重和人权保障原则的意蕴。

的确有些人认为，机械司法、执法是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但实际上机械司法并不是形式法治的必然结果，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很好地运用形式法治方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常常被称为‘社会权，是人权发展到20世纪后增加的主要内容。[15]在对美国制定法解释的研究中，就有一种基于描述进路的法解释研究。人权是指人人都能满足的基本需求，是一个人作为人的权利，是要求他人、社会、国家等把自己当成人看待的权利。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保障可以转化为自觉的解释行为。[23]同前注[19]，林来梵、季彦敏文。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实现，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认识论，还需要可以保障实施的方法论。从制度上看，很难找到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的规定。

这样，个案解释权在很多情形下就成了制度外的权力。[6]假如解释权的行使者能从被告人权保护的角度思考法律的意义，也就不会产生玩具枪是不是枪的争议。

言语交际的双向性、动态性使话语权既包括话语言说权，也包括话语解释权。解释权的行使应该受到法律思维规则的约束。

[21]魏胜强：《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评析》，《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2期。在王国其案中，[5]王国其原系来广州打工的河北省邯郸市农民，以在广州一德路卖玩具为生，2009年10月，王国其却因涉嫌枪支犯罪被捕。现有的人权保障研究可分为行为、主体和制度三种。[13]参见陈金钊、吴冬兴：《正视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方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然而，在目前我国的法律解释实践中，系统性的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法律解释规则并未得到彰显，各种以管理为导向，以方便权力行使和规避行政义务、司法义务为导向的解释理念却颇有市场。[16]这些研究所共同反馈的信息就是，在制定法的解释实践中，具有拘束效力的法律解释规则对法律条款和法律价值的落实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宪法的精义，也是对法律解释活动的方法论要求。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会因为忽视人权等价值而导致对法律的机械运用。

需要意识到，权威不能仅仅因权力而获得，还应该因尊重和保障人权而拥有。第三，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正确理解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需要运用法律方法，否则随意解释就会盛行。

自此之后，在宏观立法层面，人权保障的国家要求和宪法义务得到了认同。问题在于：既然有了文本，还要解释干什么？[8]这是对法律解释必要性的追问，表达的是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其深层含义是对过度解释的批评。

解释权如何行使是法治建设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思维过程中，价值导向、理解能力、情景因素等对解释结果的影响都很大。权威不能代替平等的解释、自由的论证以及对正义的探寻。应该说，这种研究已经很全面，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缺乏对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研究。

很多国家都制定了规范法律解释的法律。立法者创设保障人权的法律以后，执法和司法同样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主要路径。

因此，特定法秩序的法律人在法律决定证成或法律推理中遵守或适用它们，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知识品格，是一种理性理由，而且遵守或适用它们是特定法秩序的法律人之间‘约定俗成的。这些偏离人权保障要求的解释权的误用和滥用现象，既对涉案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和人权价值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已然损害了良法善治的声誉。

执法者、司法者不仅要恪守尊重保障人权的法律规范，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价值的实现。之所以对人权保障研究较多，原因有以下几点。

[24]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种义务，意味着在其进入法律解释环节之后，就指明了思维必须尊重和捍卫人权的解释方向，应该把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原则落实到思维过程之中。全面、正确的理解法律，不仅需要文义解释，还需要体系解释，尤其是人权价值的指引。然而，需要注意到，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现有的制度、价值认知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改革现有体制。二是加强法治话语体系的塑造，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4]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行终字第121号行政判决书。一方面，作为法律适用者的权力，解释权的行使无疑必须符合规范性的要求，即恪守法律的含义，根据具体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

体现人权保障的规定应该是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意外伤害，达到严重的程度可认定为工伤。当中国接受外来的人权观念(概念)以后，理论研究者必须进行主动的解释。

否则，类似于火车不是机动车玩具枪也是枪的解释结论还会重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失落在解释权的行使中，也会一再发生。更为严重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取消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万能的政府更加任性，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这与人权保障的要求相悖，与人本政府建设的要求相悖。